80岁的老奶奶是跟随儿子从农村来城里颐养天年的。耄耋之年的她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每天没事时就喜欢提着个小收音机在小区里边逛边听，逗逗小晚辈，聊聊家常事，高兴起来时，还会打着拍子哼唱几句著名的刘三姐民歌：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打鱼就下河，你拿竹篙我拿网咧，随你撑到哪条河……慈眉祥目的很受大家的喜爱。
老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现在的日子是掉进蜜罐里了！2015年4月28日，各大新闻媒体曝光了一名小伙子在陕西省延安市中央红军公园笑容满面地坐在女红军雕像头上拍照的不文明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老奶奶恰好也在收音机上听到了这个新闻，她痛心地对我们说，这小伙子太不应该这样做了，他要是生在旧社会，别说笑不起了，想哭都没地方哭去。老奶奶思绪万千，生命中深埋心底的那段关于苦难的记忆，开始一匝一匝地纷至沓来……。
1934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广西来宾市金秀县一个叫大樟村的地方。我在旧社会生，在旧社会长大，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黄莲伴苦瓜——苦上加苦的悲惨生活。我六、七岁后，妈妈就经常带着我到村里的几个地主家轮流做日工，补贴生活。做了一个多月，得来的工钱仅够买得一套深土林布。
我记得清清楚楚，194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妈妈正在地主家帮洗衣服，突然间，听到不远处响起了“啪啪”“轰轰”的声音。还没到新年，怎么放起鞭炮来了呢？我好奇地刚出门外想看看，却只见大人小孩一边大声喊，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鬼子扫荡到我们大樟村了！炮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妈妈吓得赶紧背起我，就往家里跑。爸爸在家慌忙地收拾一些米、刀把和衣服，就带着妈妈和我，紧跟着村里的其他人，一起逃进附近的茶籽山住。茶籽山的冬夜，寒风嗖嗖地刮，头顶上的树枝被吹得东倒西歪，大人们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有小孩哭了，也紧紧地捂着他的嘴巴，生怕被鬼子听到。我们一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妈妈把我搂在她的怀里，可我还是冷得全身不停地打颤，牙齿不听指挥地不停地上下打架。
在茶籽山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早上，大人们聚在一起商量，觉得这样睡在树下不行，迟早会被冻死的。最后决定搬到石灰窑后面，搭木棚子住。住了十多天，原先带出来的米吃完了，周围也找不到什么可吃的填肚子，爸爸妈妈决定回家要点大米来。才走了几里路，路上碰巧遇到国民革命军（红军）追打日本鬼子，冲锋枪、机关枪突突地激烈扫射，子弹嗖嗖嗖地从爸爸妈妈的头顶飞过。国民革命军冲着爸爸妈妈大喊：“你们趴着走，不能抬头起来！”爸爸妈妈哪里碰到过这种打战的场面，吓得赶忙全身都趴在地上，贴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慢慢地往回爬，头也不敢抬。爸爸妈妈最后一粒米也没要到，他们回到棚子里对我们讲述时，全身都还像筛米糠一样抖着：“差点没有命回来了，差点没有命了！”
听到爸妈这样说后，大人们又商量，看来住在这里也不安全了，说不定哪天日本鬼子就扫荡到棚子来了。大家又一起搬到大岭半山冲里重新搭棚子住，米是再也不敢回家拿了，就从山冲里挖草根嚼，挖野菜煮。大约住了40多天，确实听不到枪声炮声后，我们才从山冲里搬出来，回到大樟村里的家。
刚踏进家门，只见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鸡仔张着翅膀扑扑地满地跑。我们才忽然想起，全家逃出去那天，母鸡刚好孵出一窝鸡仔，大厅的角落里有一堆刚收割回来的红粘谷，还没来得及晒干和装进袋子。想不到鸡仔们吃着那堆谷子长大了，一只只圆圆肥肥已经有一、二斤重了。那天晚上，爸爸杀了一只鸡仔，全家高兴得不得了，美美地吃了一顿，也算是补充这二个月的营养了。
日本鬼子走后，重新回到村里的我们又恢复了平常的生活。可是，每次聊天时，村里的十娘总是很气愤地说：“日本鬼子不是人，他们拉屎拉尿到油缸米缸里，拉男人去帮他们挑担子，有很多妇女被他们打肿后，还被强奸。太惨了！”十娘说这些话时，全然不顾旁边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像我这样年龄幼小的孩子。
那是1945年，我才九岁。这段“逃鬼子”的经历，却像刀子一样，从那个时候起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窝里。70年过去了，现在我对你们讲起来，全身还是感觉到冷嗖嗖的。
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杀鬼子，我们就只能像田里的牛仔，任由日本鬼子拿着鞭子狠狠地抽打；像院子里的鸡仔，任由日本鬼子拿着刀枪到处赶杀……。此时此刻，泛黄的故事穿过历史的尘埃，在这初夏的明媚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明亮、丰满、鲜活；老奶奶的话语，虽然已经沙哑干涩，却裹挟着一股坚定和胜利之气，愈发地掷地有声。直面眼前最真实的抗日历史，我忽然想到了“国强民安”和老奶奶哼的民歌。是的，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将老奶奶呢喃的那首民歌一直世世代代地传唱着：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打鱼就下河，你拿竹篙我拿网咧，随你撑到哪条河……
